賀晉年怒批：劉志丹復(fù)出后，為何只給他一個游擊隊？不然他不會死至簡 <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對于劉志丹之死，在1942年11月的西北高干會議上，陜北紅軍的重要創(chuàng)建者之一賀晉年曾有過一段義憤填膺的批評：</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劉志丹出來之后，為什么只給他一個爛部隊，一點游擊隊？為什么不把81師、78師抽出來給他當軍長呢？如果給了他，也也許今天還不會死掉。關(guān)于這個問題，我一直到現(xiàn)在還是這樣想?！?lt;/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這個，郭洪濤同志要負完全的責(zé)任，因為劉志丹死的時候，他的鑒定表上還是那樣的鑒定。這一點是蒙蔽了中央，蒙上欺下，劉志丹是因為這樣蒙蔽下而死的，我們西北的革命領(lǐng)袖就是這樣被害死了……假如不是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領(lǐng)導(dǎo)，這個隊伍不會搞掉的，劉志丹同志也不會犧牲的。這個就是蒙蔽中央，欺壓下級?！?lt;/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關(guān)于這個問題，劉志丹曾經(jīng)的老戰(zhàn)友、老部下張秀山晚年也有回憶，他說：</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在東征期間，原西北紅軍領(lǐng)導(dǎo)人陣亡的消息接二連三傳來。先是紅27軍84師首任師長楊琪，接著是志丹，不久又傳來原紅26軍42師師長楊森同志也犧牲了。他們都是經(jīng)受多年戰(zhàn)火考驗，對黨對革命忠心耿耿的好同志，可是他們犧牲時，身上還背著“機會主義”的罪名，這對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是難以容忍的。</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內(nèi)容圖片</p><p class="ql-block">由于當時張秀山在距離陜甘寧較遠的地區(qū)工作，兵情阻隔，他無法直接向中央提出申訴。1937年8月，張秀山調(diào)到抗日軍政大學(xué)學(xué)習(xí)，發(fā)現(xiàn)當年負責(zé)劉志丹案件的一位負責(zé)人，此時還在散布劉志丹等同志是“右機會主義”的言論。他忍無可忍，給中央寫信反映了情況。中央調(diào)查了情況后，在1938年的藍家坪會議上嚴厲地批評了這位負責(zé)人，將他調(diào)離了陜甘寧。</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直到這時，我們這些人身上的罪名才得到糾正?！保ā段业陌耸迥辏簭奈鞅钡綎|北》 張秀山）</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在張秀山的回憶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細節(jié)，這個細節(jié)為我們提供了劉志丹在犧牲前的心理歷程——當時劉志丹盡管已經(jīng)復(fù)出，但有些人還將他當作犯錯的同志看待。劉志丹對此非常激憤，于是決定到戰(zhàn)場上去證明自己。</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據(jù)張秀山回憶，在東征前的一個夜晚，他和劉志丹在一個炕上談到深夜（這也是張秀山和劉志丹最后一次見面）。當時劉志丹對他說：“我們倒是不是反革命，在戰(zhàn)場上讓他們看！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總有一天會把這些事情搞清楚的?！?lt;/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如果劉志丹不是被人誣陷，不是那么迫切地想在戰(zhàn)場上證明自己的清白，他可能就不會犧牲了。同樣，我們可以猜想，楊琪、楊森兩位同志的犧牲，是不是也和這種“自證清白”的心理有很大的關(guān)系？</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內(nèi)容圖片</p><p class="ql-block">賀晉年將軍在他的發(fā)言中，把批評的矛頭直接對準了他當年的上司，陜北紅軍的領(lǐng)導(dǎo)者之一郭洪濤。在張秀山的回憶錄中，我們也能看到他對郭洪濤的嚴厲批評。但事實上，郭洪濤并不是唯一一位應(yīng)該對這個歷史事件負責(zé)的人。</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這里，我們有必要簡要地介紹一下郭洪濤，以及1934年到1935年發(fā)生在西北紅軍內(nèi)部的那次“劇變”的來龍去脈。</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郭洪濤是陜西人，1925年入黨，后來一直在陜北紅軍中參加工作。1934年，陜北紅軍游擊隊總指揮部成立后，謝子長任總指揮，郭洪濤是政委。</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當時的陜北紅軍和陜北特委，是在中央北方局的領(lǐng)導(dǎo)下工作的。而當時的北方局，深受王明路線的影響。1934年2月，郭洪濤向陜北特委傳達了北方局的一系列盲動政策，并給北方代表寫了秘密報告，說陜北存在一系列的“機會主義”問題，對紅26軍提出了大量誣陷，并對劉志丹等同志進行了錯誤的批評。</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這是一份性質(zhì)非常嚴重的誣告信，對臨時中央和北方局、朱理治和聶洪鈞都起到了嚴重的誤導(dǎo)作用。</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內(nèi)容圖片</p><p class="ql-block">上海臨時中央和北方局對陜北的情況非常重視。7月，北方局派原河北省組織部長朱理治來到陜北，8月，上海臨時中央派聶洪鈞來到了陜北。</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據(jù)聶洪鈞后來回憶：他離開上海的時候，臨時中央的同志找他談話，告訴他劉志丹有問題，“要我們依靠郭洪濤來好好解決陜甘、陜北蘇區(qū)的問題?！睋Q句話說，郭洪濤這個“老陜北”是“里應(yīng)”，朱理治、聶洪鈞這兩個“欽差大臣”是“外合”。</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朱理治、聶洪鈞來到陜北后，立即就對陜北紅軍的工作進行了全面的批評，同時還激進地提出了“一個非常偉大的戰(zhàn)略任務(wù)”，要求陜北紅軍鞏固陜北和陜甘寧，“把陜西和四川、新疆、青海、甘肅的偉大革命運動聯(lián)系起來”。</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陜北的同志對此感到莫名其妙，反駁說：“理治同志，你既然批評我們是‘槍桿子萬能’，又給我們‘槍桿子’提出這樣宏偉的任務(wù)，這不是自我矛盾嗎？”劉志丹也開玩笑說：“這是小寡婦夢男人——空想，是嚴重的脫離實際?！?lt;/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內(nèi)容圖片</p><p class="ql-block">由于陜北紅軍沒有按照他們的指示，執(zhí)行冒進的軍事計劃，他們很惱火。加上固有的偏見和錯誤的認識，在這期間，他們曾設(shè)想對陜北紅軍的工作進行“嚴厲整頓”，但是，他們畢竟是“外來之客”，陜北的同志又都不支持他們，他們就只能有其心而無其力了。</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一個關(guān)鍵性的變化發(fā)生在這年的9月15日，這一天，紅25軍來到了陜北。用張秀山的話說就是：“從此，情況發(fā)生了變化?！?lt;/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9月17日，朱理治、聶洪鈞、程子華（時任紅25軍政委）三人組成了“中央代表團”，朱理治為書記，在永坪鎮(zhèn)召開了一次聯(lián)席會議。這次會議開的很嚴厲，會后，劉志丹被撤去西北軍委主席之職務(wù)，由聶洪鈞接替。一場“嚴肅的整頓”也從此在陜北拉開了序幕……</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10月19日，中央率領(lǐng)中央紅軍到達陜北。聽說這件事，中央高度重視，立刻派李維漢、賈拓夫、王首道等人率先前去調(diào)查，要求“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全面接管了陜北的工作?？梢哉f，是中央的到來，挽救了西北的革命。</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內(nèi)容圖片</p><p class="ql-block">后來朱理治回憶說，他在發(fā)現(xiàn)出現(xiàn)錯誤后，馬上就采取了糾正錯誤的措施，并在中央到達陜北后，協(xié)助中央解決了這個問題。但事實上，一直到11月，朱理治還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強調(diào)，他并不認為這件事完全搞錯了，而是認為“兩方面都有錯誤：我們搞劉（志丹）、高（崗）是錯誤，劉、高右并受利用也是錯誤?！?lt;/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在1945年的西北問題座談會上，朱理治回憶這件事時表示：他當時的這番講話，“使得后來中央對這問題沒有很快搞好”，他對此也應(yīng)該“負一部分責(zé)任”。</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在此次事件中，還有另外一位我們比較熟悉的關(guān)鍵人物，他就是時任陜甘晉省委政治保衛(wèi)局副局長（代理局長）的戴季英（原紅25軍政治部主任、參謀長）。</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在這次事件中，戴季英起到了非常不好的作用。事后，中央認為，他“本應(yīng)受到黨的最嚴重處分，因估計到他長期參加國內(nèi)戰(zhàn)爭，為黨工作很久，特決議從輕給予他以最后警告?！?lt;/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在1942年的西北高干會議上，很多人批評他擅發(fā)逮捕劉志丹的信件，戴季英辯駁說：“逮捕劉志丹、高崗及其他同志，如果沒有中央代表團和省委的決定與命令，我的命令是不可能通過的。”并且說：“理治、洪濤他們說當時不同意我的辦法，我搞得不對，制止我不服從?！也宦犞笓]，你們以后為什么還要我當保衛(wèi)局長呢?”</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內(nèi)容圖片</p><p class="ql-block">應(yīng)該說，戴季英的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當時的地位并沒有那么高，無法起到?jīng)Q策性的作用。當然，盡管如此，他還是在這件事中確實負有嚴重的責(zé)任。</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在歷史上，中央對35年的西北歷史問題進行過5次討論，這5次討論是不斷深入的，使得這個歷史問題最終得到了完滿的解決。了解這5次討論的結(jié)論，對我們了解這個歷史事件有很大的幫助。</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第一次討論是在35年中央到達陜北后，當時中央以果斷的手段制止了事件的進一步發(fā)生，并指出：這種錯誤的主要責(zé)任，應(yīng)由當時主持全面保衛(wèi)工作的戴季英，和在前方主持保衛(wèi)工作的聶洪鈞兩位同志負責(zé)。并對戴季英從輕給予了“最后警告”，對聶洪鈞給予了“嚴重警告”。</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但囿于當時的歷史條件——軍事、經(jīng)濟等條件都非常窘迫，加之王明的錯誤當時并未被廣泛認識到，所以這個問題沒能得到徹底的解決。</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第二次是在42年西北高干會議期間，大家對這個問題進行了一次集中而全面的討論，讓大家對這個歷史事件有了更清晰全面的認識。在這次會議上，之前受到處分的戴季英和聶洪鈞都認為，他們不應(yīng)該在這件事上負主要責(zé)任，他們是執(zhí)行者，并非真正的決策者。</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內(nèi)容圖片</p><p class="ql-block">如前文所引，戴季英辯駁說：“逮捕劉志丹、高崗及其他同志，如果沒有中央代表團和省委的決定與命令，我的命令是不可能通過的?！辈⑶艺f：“理治、洪濤他們說當時不同意我的辦法，我搞得不對，制止我不服從?！也宦犞笓]，你們以后為什么還要我當保衛(wèi)局長呢?”</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聶洪鈞也說：“如果老實一點，抱著對黨負責(zé)的態(tài)度，朱（理治）、郭（洪濤）就應(yīng)該承認以朱或省委的名義寫過好幾封信指名要逮捕劉、高等人的事實?！?lt;/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賈拓夫在發(fā)言中也指出，朱理治、郭洪濤在這件事上是犯有嚴重錯誤的。</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張秀山在發(fā)言中說：事情走到那一步，“個別人是起了決定作用的，現(xiàn)在他對于這個問題還是不認識。”</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朱理治和郭洪濤隨后也做了發(fā)言。</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毛主席在11月21日、22日的講話中，對朱理治、郭洪濤在陜北的錯誤給予了定性。</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42年12月，中央在對此案的《決定》中指出，這次錯誤的主要負責(zé)人應(yīng)該是朱理治、郭洪濤，同時保留1935年對戴季英、聶洪鈞二人的處分。</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第三次是西北歷史座談會，這次會議是對42年西北高干會議的一次總結(jié)和豐富，也可以說是42年西北高干會議的繼續(xù)。在這三次討論（35年、42年、45年）之后，西北的歷史問題已經(jīng)得到了解決。</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內(nèi)容圖片</p><p class="ql-block">然而，到了1954年高饒事件后，事情又短暫地發(fā)生了一次轉(zhuǎn)折：郭洪濤借著高崗出問題的機會，兩次向中央提出申訴，說當時陜北特委和他本人執(zhí)行得路線基本是正確的，要求重新審查他在陜北時的問題，撤回42年和45年兩次討論中對他們的結(jié)論。</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1960年4月，中監(jiān)委在《關(guān)于郭洪濤同志幾個歷史問題的審查意見》指出：35年陜北的歷史事件“應(yīng)當由當時中央代表派駐陜北代表團書記朱理治等同志負政治上的主要責(zé)任，直接負責(zé)的是陜北保衛(wèi)局長戴季英、陜北軍委會主席聶洪鈞”。在這個《意見》中，郭洪濤的名字被抹掉了。</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1981年，郭洪濤連續(xù)在雜志上發(fā)表文章，為自己當年的行為辯解，并說中央在1960年已經(jīng)對他的問題進行了重新審查，肯定了他當年執(zhí)行的路線是基本正確的。這在西北老同志中引起了強烈的反應(yīng)，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1983年4月，中央決定成立由李維漢、王首道等人組成的五人小組，和原陜北有代表性的負責(zé)同志張秀山、賀晉年、郭洪濤、劉景帆、崔天民、李鐵輪等人共同研究、解決這個問題。</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內(nèi)容圖片</p><p class="ql-block">對于郭洪濤申辯自己從未給北方局送過誣陷紅26軍和劉志丹等同志的秘密報告，大家針鋒相對地指出：“你如不承認向北方代表寫過誣陷報告，那只有公布歷史檔案。如果歷史檔案證明你打過不符合事實的報告，到了那一步，中央就按照42年西北高干會議確定的原則行事。”郭洪濤于是無話可說。</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到1983年7月13日，經(jīng)過3個月的熱烈討論，五人小組和陜北老同志代表最終達成一致意見（郭洪濤也簽了字），重申了42年高干會議上對西北歷史問題的《決議》是正確的，澄清了是非，維護了黨史研究的嚴肅性，也避免了人們今后再對這個問題發(fā)生不必要的爭論。</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由于平臺規(guī)則，只有當您跟我有更多互動的時候，才會被認定為鐵粉。如果您喜歡我的文章，可以點個“關(guān)注”，成為鐵粉后能第一時間收到文章推送。）</p><p class="ql-block"><br ></br></p><p class="ql-block"><br ></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