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仰望遵義熊啊雄 <h3> 今天，我選擇1月15日這一天重訪遵義會址。</h3><h3> 85年前的今天，一次決定中國革命前途和命運的重要會議在這里召開。</h3><h3><br></h3><h3> 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的擴大會議結束了王明、博古“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tǒng)治地位，使在政治上、軍事上被“邊緣化”的毛澤東主席又重新回到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核心。</h3><h3> 從此以后，毛澤東主席重新帶領中央紅軍和中國共產(chǎn)黨在生死悠關的重要時刻，調整航向，沖出絕境，實現(xiàn)了黨和紅軍的命運在經(jīng)歷浴火重生后偉大的歷史性轉折。</h3><h3> 2015年6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遵義會議紀念館時，對“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給予了充分的肯定：<br></h3><h3><font color="#ed2308"> “遵義會議作為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堅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建設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等方面，留下寶貴經(jīng)驗和重要啟示，我們要運用好遵義會議歷史經(jīng)驗，讓遵義會議永放光芒?！?lt;/font></h3><h3> 習近平總書記這段精典總結不僅僅是領導核心對“遵義會議”的高度評價，而且也是一個執(zhí)政黨對遵義會議重大歷史意義的集體共識。</h3><h3><br></h3><h3> 85年后的今天，我和很多人一樣懷著對毛澤東主席和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無比崇敬的心情再次來到這里。</h3><h3><br></h3><h3> 我己經(jīng)記不清來過多少次遵義了。</h3><h3> 但是，我清楚地記得第一次到遵義并進入“遵義會議會址”參觀的時間是1967年的1月。</h3> <h3><br></h3><h3> 那年，聽說“遵義會議會址”紀念館將首次發(fā)行“遵義會議會址”紀念章。于是，就與同學相約爬上開往遵義的貨運列車，頂著呼嘯的陣陣寒風和冰冷的凍雨，奔著“遵義會議會址”和一枚“紀念章”而去。</h3><h3> 今天看來，當年的那些舉動是否有些“不可思議”？但是，那是一代人發(fā)自內心的仰慕和向往。因為，人生中總是會因某些向往而萌發(fā)出一種情感的沖動。所以，才會形成一種無需言表的追尋。</h3><h3> 那一年，我剛滿15歲。</h3><h3> </h3> <h3> </h3><h3> 1月，正是這座地處高原的黔北老城一年中最寒冷的季節(jié)。凜冽的寒風和飛飛揚揚的細雨阻擋不住人們對一段歷史的探索和追尋。</h3><h3> 那年，坐落在遵義老城區(qū)子尹路（又名琵琶橋）一側的“遵義會議會址”紀念館的門前，人流絡繹不絕。小小的院落里和一棟老式建筑前擠滿了慕名而來的“朝圣”者。</h3><h3> 那年，“遵義會議會址”陳列館的范圍，就限于“柏公館”的老院子內：一個二進的老式院落，附帶廚房、水井。進門左側的一棟中西合壁的二層建筑即為“遵義會議”召開舊址。那時的參觀者可以沿樓梯而上，親臨位于二樓的“會議室”追思那一段歷史。</h3><h3> 當年的房主人，國民黨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怎么也不可能想到，用兩萬大洋為姨太太興建的這座東西合壁的二層小樓私宅，會因為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一次會議而蓬壁生輝，更不可能想到這棟小樓會成為1935年以后的中國，乃至世界的一處歷史文化遺產(chǎn)。</h3><h3> 今天的遵義，幾乎已經(jīng)看不到民國年間留下的陳舊建筑了，僅存的也大多與“遵義會議”有關。</h3><h3> 其中，位于琵琶橋街上的“柏公館”和桃源路（原地名“古寺巷”）旁的原國民黨川南邊防軍第二旅旅長易懷芝（易少荃）的私宅皆因“遵義會議”以及毛澤東主席與張聞天、王稼祥曾經(jīng)居住過而最為出名。</h3><h3> 由此而聯(lián)想到，大凡古往今來的城堡、豪宅又有幾處為“始作俑者”的后人所把持而承續(xù)？</h3><h3><br></h3><h3> “遵義會議”紀念館臨街正門上方懸掛著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的巨大匾額，這是毛澤東主席生前唯一為國內革命紀念地題寫的匾額。這個匾也被譽為“中華革命第一匾”。</h3><h3> 由此，可以看出“遵義會議”在毛澤東主席心目中所處的地位。</h3><h3> 為什么？</h3><h3> 因為毛澤東主席1945年在中共七大關于選舉的講話中給出了說明：</h3><h3><font color="#ed2308"> “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font></h3><h3><br></h3><h3> 今天，我又一次站在同樣的位置仰望毛主席題寫的匾額，又一次仰望“遵義會議會址”，又一次仰望新中國革命史中的這一偉大“圣地”。<br></h3> <h3> 遵義會議對于改變中國革命的歷史走向、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的轉危為安以及對于人民軍隊的存續(xù)與發(fā)展所產(chǎn)生的重大意義，在其后的85年間，無論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是國內外的專家學者，他們都在那些不計其數(shù)的文章著述中早已經(jīng)表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己經(jīng)無需一位垂垂老者的贅言。</h3><h3><br></h3><h3> 今天，站在遵義會議紀念館的紅樓下回望那段往事，一個個曾經(jīng)鮮活的、高大的共產(chǎn)黨人的身影仿佛就在身邊，就在眼前。</h3><h3><br></h3><h3> 遵義會議前后毛澤東主席初心不改的摯著與堅定；周恩來副主席審時度勢的冷靜與擔當；朱德總司令忍辱負重的堅守與勇敢；張聞天、王稼祥不辱使命的思考與選擇……。</h3><h3> 他們那一代人早已經(jīng)用各自獨有的方式為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給后人留下了過目不忘，銘刻于心的燦爛輝煌的篇章。</h3><h3><br></h3> <h3> 與此同時，時年26歲的博古（秦邦憲）與“洋顧問”李德以及王明，這些幾乎把中國革命和人民軍隊葬送掉的歷史人物，也用他們的幼稚和盲動而犯下的錯誤喚醒了無數(shù)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反思和覺醒。</h3><h3> 他們的“反面教員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們的黨一步步地在艱苦卓絕的斗爭環(huán)境中逐步地走向了成熟。</h3><h3><br></h3> <h3> 這次到遵義會議會址不只是滿懷崇敬和追念，也還揣著些許釋疑之心。</h3><h3> 第一個疑問是：遵義會議會址過去向公眾介紹的召開時間改了嗎？</h3><h3> 以前到遵義會議會址參觀時，看見會議室的標識牌是這樣介紹的：</h3><h3> “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至八日，黨中央擴大的政治局會議（遵義會議）在此召開”。</h3><h3><br></h3><h3> 這個日期顯然是錯了，發(fā)生錯誤的原因是：遵義會議會后印發(fā)的“遵義會議決議”的落款時間是1月8日。會議開了三天，由此將開會時間推定為1月6日～8日。</h3><h3> 而歷史事實是：1月2日，中央紅軍剛剛突破蔣介石設置的烏江天險防線向遵義攻擊前進，中央機關于1月7日前后進駐遵義。</h3><h3> “介紹”出錯的原因在于當時擔任會議記錄的人在整理和印制文稿時把日期弄錯了，以至于以訛傳訛。</h3><h3> 多年后，參會（列席）者之一的伍修權對此提出了疑問。經(jīng)有關方面多方求證，最后確定：遵義會議召開的準確時間是1月15日～17日。 </h3><h3> 對此，遵義會議紀念館己經(jīng)作了更正。<br></h3><h3><br></h3><h3> 第二個疑問是：李德是共產(chǎn)國際指派的“軍事顧問”嗎？</h3><h3> 這個“共產(chǎn)國際指派”的說法流傳很廣。今天遵義會議紀念館的有關版面仍然是這樣介紹的。</h3><h3> 隨著若干史料的發(fā)現(xiàn)，這個說法是否應該進行修改了呢？<br></h3><h3><br></h3><h3>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另一個別名叫華夫），早年加入德國共產(chǎn)黨，曾在德國兩次被捕入獄。獲釋后于1928年來到蘇聯(lián)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其間與正在蘇聯(lián)留學的博古等人結識。</h3><h3> 李德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yè)后的第一件任務，是被蘇軍總參謀部指派送2萬美金到中國上海與佐爾格接頭，設法營救牛欄夫婦一家。</h3><h3> 牛欄夫婦是蘇聯(lián)紅軍總參諜部情報部和共產(chǎn)國際駐遠東（上海）的高級諜報人員，而牛欄本人還是蘇聯(lián)遠東情報小組的高級負責人。</h3><h3> 牛欄夫婦和孩子因間諜案于1931年6月在上海租界被英國巡捕逮捕，后來移交給國民黨軍事當局。蘇聯(lián)紅軍總參謀部情報部別爾津大將為了營救牛欄一家人，采納佐爾格“中國官員貪婪腐敗，用美元打通關節(jié)”的建議，并初步與國民黨有關人員達成“協(xié)議”，用2萬元美金“疏通保釋”牛欄夫婦。</h3><h3> 蘇軍情報部門為確保送筆巨款能夠安全送達而以防萬一，分別指派二位德籍共產(chǎn)黨員（赫爾曼?西伯勒爾和奧托?布勞恩）各自攜帶2萬元美金分頭從蘇聯(lián)出發(fā)，越境進入中國前往上海，與佐爾格接頭。</h3><h3> “快遞小哥”李德完成送款任務后，與早年在蘇聯(lián)學習時結識的現(xiàn)中共中央臨時負責人博古取得聯(lián)系。毫無軍事常識的博古為了培植自己個人的勢力而借此排斥毛澤東主席對紅軍的領導和指揮。</h3><h3> 此時李德的出現(xiàn)，對博古來說真是“瞌睡遇到了帎頭”。一番交談之后，博古借此機會多次（請注意：是多次）以中共中央和個人的名義請求共產(chǎn)國際指派李德?lián)沃袊伯a(chǎn)黨的“軍事顧問”。李德也樂于接受博古的邀請，但表示需要得到共產(chǎn)國際的認可方能實現(xiàn)雙方的愿望。</h3><h3> 但是，李德當時的身份屬于蘇軍軍事情報系統(tǒng)而非共產(chǎn)國際系統(tǒng)。面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請求，共產(chǎn)國際與蘇軍總參謀部協(xié)商后，回復中共中央：同意李德留在中國工作。</h3><h3> 不過，共產(chǎn)國際和遠東局的正式回復卻是含混不清的：“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軍事顧問，受支配于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lt;/h3><h3> 今天看來，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有兩層含義：其一，作為顧問，奧托?布萊恩沒有對中共指示的權利，僅僅只有“建議權”。其二，作為顧問，奧托?布勞恩并不受命于共產(chǎn)國際，而只是受命于中共中央。</h3><h3> 很顯然，共產(chǎn)國際考慮到方方面面的關系和李德的軍事“才能”，才以這種模糊的指示，讓中國共產(chǎn)黨自己去作選擇性安排。</h3><h3> 然而，一向對共產(chǎn)國際唯命是從、馬首視瞻的博古，這回卻把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丟到一邊，假傳“圣旨”，拉大旗作虎皮。對外將李德稱之為共產(chǎn)國際給中國共產(chǎn)黨指派的軍事顧問，并把這位沒有指示權力的“洋顧問”尊為武藝高強的大神，奉若上賓。</h3><h3> 博古不僅給予李德非同尋常的待遇，而且更為要命的是把中國工農(nóng)紅軍的軍事指揮大權拱手讓給李德，使他一躍而成為紅軍的統(tǒng)帥，全權指揮中國工農(nóng)紅軍。</h3><h3> 由此看來，李德并不是“共產(chǎn)國際”向中國共產(chǎn)黨指派的軍事顧問，而是博古出于某種動機的“封許”。</h3><h3><br></h3><h3> 1933年初，李德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qū)時，正值蔣介石調集50萬大軍布署“第五次圍剿”。由于身為中共中央臨時負責人的博古不懂軍事，在大戰(zhàn)即將來臨之際對李德十分依賴和支持，把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指揮大權完全交給了李德。李德在博古“左傾”盲動主義思想的支配下，推行不合中國國情的軍事教條主義，用“叫花子與龍王爺比寶”的方法蠻干硬拼，導致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的作戰(zhàn)中連連失利。最終致使中央蘇區(qū)丟失，被迫進行“西征”大轉移。</h3><h3> 對于這段曾經(jīng)隱藏的歷史，黨史專家們和遵義會議紀念館對李德的身份和當年博古的行為是否應該重新認識和表述？</h3><h3><br></h3><h3> 站在“遵義會址”紅樓前回望歷史：勇于“糾錯”，是遵義會議的重要歷史意義之一。</h3><h3> 還原歷史，有錯當糾，我期待這一天。</h3> <h3> 遵義會議會址陳列館大廳里的雕塑群像熠熠生輝。</h3><h3> 正是這些群像中的人物在經(jīng)歷過千般磨難后，才鑄就他們今日的燦爛輝煌，才使今天的中國能夠訖立于世界的東方。</h3><h3><br></h3><h3> 美國著名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80年前在評價這些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時代精英時，曾經(jīng)客觀地說：<font color="#ed2308">“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袖人物，每一個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會歷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論，但無人能夠比得上毛澤東。他的著作已經(jīng)成為中國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lt;/font></h3> <h3> 當年，前線戰(zhàn)事時而緊張、時而激烈。為了便于應對白天瞬息萬變的戰(zhàn)局，會議均在夜晚進行。</h3><h3> 毛澤東主席與張聞天、王稼祥手提馬燈從古寺巷的“易公館”冒著凜冽的陣陣寒風，沿著湘江河邊崎嶇泥濘的小道步行5里地，前往會場。</h3><h3> 一盞昏黃的馬燈，帶著堅定的理念，領著被視為異端的提議，在漆黑的山道上艱難地前行。</h3><h3> 三個不眠之夜決定著中國革命和中央紅軍的生死存亡。</h3><h3><br></h3><h3> 張聞天后來回憶遵義會議時，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font color="#ed2308">“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干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lt;/font></h3> <h3> 今天，毛澤東主席與張聞天、王稼祥曾經(jīng)居住過的小樓前，一樹臘梅在凜冽的寒風中傲然挺立，昂首怒放，香氣四溢，引人奪目。</h3><h3> 85年前的毛澤東主席，亦如這株傲雪凌霜的梅花。他用前無古人的政治智慧、軍事才能和豪氣擔當使自己的思想之花迎著風雨綻放，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釋放出久遠的芬芳和耀眼的光芒！ </h3> <h3> </h3><h3> 遵義街頭的大型雕塑《轉折》寓意含蓄而深刻。</h3><h3> 紅色的力量在經(jīng)歷曲折之后，猶如一只涅磐鳳凰，沖破黎明前的暗夜，以銳不可擋之勢奔騰向前，展翅高飛！</h3><h3><br></h3><h3> 遵義，因這次會議而由此彰顯知名。</h3><h3> 中國，因這次會議而由此走向輝煌！</h3><h3> </h3><h3><br></h3><h3><br></h3><h3> 2020年1月15日</h3><h3> 熊啊雄 圖文</h3><h3> 于遵義毛主席舊居側</h3><h3><br></h3><h3><br></h3><h3>【注：1.照片中的“遵義會議會址”紀念章，收存于50年前。其中小圓章于1967年發(fā)行。另兩枚紀念章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原昆明軍區(qū)于1968年頒發(fā)給我們連隊（“四好連隊”）的榮譽紀念品。均鑄有“遵義會議會址”的浮雕。</h3><h3> 2.毛澤東主席與張聞天、王稼祥舊居因維修，大門緊閉，暫停對外開放。我以幫助送水工人的方式，拎著一桶純凈水“混”進院內，以了卻心愿，不虛此行。】</h3>